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要点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六日) 


　　一　时局 

　　日本最近从满洲[1]调兵入关，对华采取攻势。最近国民党电台与延安联络，这是国共关系好转的表示。国民党在去年冬天估计日本一定会进攻苏联，但今年二月后认为日本不会进攻苏联。由于日本新的进攻，国民党因外援不到，就想到内援。现在谈判仍然未停，说谈判要以何、白皓电[2]为基础。如果日本继续进攻，国民党政府可能迁都成都，还不会投降。在日本新的进攻中投汪[3]的增多，日本已决定扶汪打蒋[4]的方针，现将华北、华中等伪政权统一起来。 
　　德国是今年被打坍还是明年?首先是第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今年不能打坍，没有开辟第二条战线[5]等)也要估计到。这两种可能性中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是哪一种。 
　　总的估计:日本是扶汪打蒋的方针。国民党在日本进攻下，外援不至，要求内援。国共关系有好转可能。中国抗战有打七八年的可能。我们仍要坚持两年到两年半。 
　　整个世界形势和历史的发展对国民党不利，而对我们有利，但要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才能战胜国民党。 

　　二　工作方针 

　　中央的工作方针，是研究与指导，要达到保存骨干、准备将来之目的。 
　　研究问题: 
　　(一)国际 
　　英、美、苏、德、意、日六大国，主要是研究六大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三大项。 
　　去年对日本的研究最有成绩，其他无成绩，今年要有成绩。 
　　(二)国内 
　　国民党统治区，主要是研究它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 
　　根据地，研究政治、军事、经济、文教。政治主要是政权，军事是军事建设、民兵建设，经济是公营经济与民营经济。 
　　去年研究成绩最好的是中央研究院与政治研究室。 
　　(三)历史 
　　中国近百年历史的研究:政治(范文澜[6])，军事(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经济(陈伯达[7])，文化(艾思奇[8]作哲学史，周扬[9]作文学史)。 
　　中共党史开始研究:二十二年的路线问题；政治局同志座谈；在一年内应有确定的收获。 
　　(四)对干部要保存他教育他。教育包括业务教育和理论、思想教育，后一种教育今年要继续努力。 
　　中央直属机关干部要进行理论、思想教育，读马、恩、列、斯的四十本书。干部各种教育中主要是整风教育与思想教育，在各种干部中主要是高级干部的教育。 
　　指导问题: 
　　方式——报纸、电报、党务广播、口头报告。 
　　报纸是很重要的一种方式。中央同志要善于利用报纸，要有一半的时间用在报纸上。《解放日报》自去年四月改版后有进步，摸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报纸材料的来源就无穷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本质)，是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 
　　党务广播，是党内教育干部的一种方式。 
　　去年工作有成绩，今年要有更大的成绩，经过报纸与党务广播传到全国去。 
　　今年要准备开第七次代表大会[10]。 
　　方针中还要增加一条:我们的领导要联系群众。现在财经、妇委、职委、文委的工作方针都在转变。审查干部也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方法是要从下层总结经验，然后再加以指导，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或者说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唯一的来源、唯一的出路是群众。 
　　我去年与许多部门工作同志很少接触，今年要多接触，多接触才能有知识。 

　　三　工作任务 

　　中央机关的任务是工作、生产与教育；前方是战争、生产与教育；后方是生产与教育。这种方针要向全体同志说明。公开说克服困难，迎接光明，但在我党高级干部中要说明保存骨干，积蓄力量。现在华北正送大批干部到陕甘宁边区学习。保存骨干不仅保存地方干部，而且要保存军队的骨干。现在要瘦一点，就是精兵简政。为了保存骨干必须坚决实行精简政策，反对敌人的“蚕食”政策。这就是战争的任务，这是第一个任务。 
　　第二就是干部教育与国民教育。干部教育是第一，过去干部进步很慢，而战士进步很大，陇东马夫中还出了一个木刻家。过去干部学习没有时间，没有经费和课本。中央对干部教育的决定[11]要切实实行。 
　　第三就是生产的任务。 
　　用这些方法来达到保存骨干，准备将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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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满洲这里指中国东北地区。 
　　[2]皓电，指蒋介石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于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皓）发出的给第十八集团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的电报。该电对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大肆诬蔑，并根据同年七月十六日国民党“中央提示案”，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 
　　[3]汪，指汪精卫（一八八三——一九四四），浙江绍兴人。当时是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 
　　[4]蒋，指蒋介石。 
　　[5]第二条战线，见本卷第7页注[3]。 
　　[6]范文澜（一八九三——一九六九），浙江绍兴人。当时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 
　　[7]陈伯达（一九○四——一九八九），福建惠安人。当时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兼毛泽东的学习秘书。 
　　[8]艾思奇（一九一○——一九六六），云南腾冲人。当时任《解放日报》副刊部主任。 
　　[9]周扬（一九○八——一九八九），湖南益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兼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 
　　[10]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推迟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举行。 
　　[11]指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